“撞上门的女人”名叫宝拉·斯宾瑟，年纪不过三十九岁，却像是走过了几辈子的沧桑。宝拉从小生长在都柏林的贫民区里，在所谓的学校里，一群正处在青春期的少年除了用粗野的方式反击别人的粗野，什么都没有学会。然而，宝拉还是觉得很快乐，因为妈妈说她“长相漂亮得可以当模特”，因为她会坐在卧室的窗台上唱好听的歌，因为她的整个人生才刚刚开始，因为她遇上了查洛·斯宾瑟。
然后是结婚，是天堂一样的蜜月，二十岁的宝拉就像一株沾满了露水的百合花一样忘情地盛开……以至于当查洛第一次殴打已经怀了孕的宝拉时，宝拉只是把它当成了一个笑话：
“后来我们确实笑话过这件事。笑话过那个夜晚。还有以后的那一次，还有再以后的那一次……直到我再也笑不出来……我张开嘴，什么也出不来。只有痛苦。”
这样的痛苦竟然绵延了整整十七年，没有人能够——或者说愿意——看出宝拉在承受着非人的折磨。宝拉无法解释这一切，在家里，在急诊室，伤痕累累的宝拉，惟有一次次地重复：“我很好，我没事，我只是撞上了门。”
几乎从翻开这本书的第一页起，我们就在不停地追问：为什么一个美丽的女人的最美好的时光，会以这样一种方式度过？
因为宝拉穷，因为宝拉周围的人和她一样穷。在贫穷面前，“生而平等”只是一句苍白的谎言——愚昧是无所不在的，男权是天经地义的，忍受是理所当然的，除此之外，宝拉不知道还能有什么别的活法。
然而宝拉是这样一种女人：纵然生活在荒漠中，心里总还寻得到一方绿洲；苦难如沙石般没过头顶，她还是要伸出脖子来喘一口气，没准还能发现阳光映照在砂砾上折射出很浓很艳很透明的光泽。她甚至不再拒绝回忆，因为她知道，只有把那些阴湿的、辛酸的往事一件件细细点清，再放到太阳底下烘一烘，晒一晒，才能把它们永远地、彻底地隔绝在现实之外。
译完《撞上门的女人》（上海译文版）已经是大半年前的事了。某种不可言说的情绪却难以排遣——仿佛心里也有一扇门，门内的世界是专留给宝拉的。某种程度上，这部小说其实更像是一台高灵敏度的仪器，能精确地体察和记录人性深处隐秘而微妙的图像，波峰、波谷以及中间的那些杂乱无序的线条，全都清晰到了摄人魂魄的地步。合上书本，我知道写书的是罗迪·道伊尔，一位得过“布克奖”、享有“继乔伊斯之后又一位以书写都柏林为己任的文坛泰斗”之誉的爱尔兰男作家。一旦翻开书页，那些灼热的、细腻的文字映入眼帘。于是我相信，说话的是宝拉·斯宾瑟，一个才绽放便枯萎却始终不肯凋零的女人。
宝拉是一个没有受过太多教育的女人，不会用复杂的句子，也说不出大字眼，所以整部小说几乎全是由絮絮叨叨、直来直去且节奏感十足的简单句组接起来的。她的思绪不时地在现实与往事之间跳跃，因此在某些段落，行文刻意地回旋反复，而每次反复又略有修正、扩充。加之虚拟与现实互为参差、不着痕迹地连缀在一起，其情其状，犹如乍闻痴人说梦，又像聆听巴赫的平均律练习曲那样享受“可疑的快感”——乐在其中，却不知妙处在哪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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